如何权衡个人和下一代在中国和美国的长期发展?比较在意AI方向的工作机会(软件工程师、用研或者AI builder),需要关注哪些行业动向?在下一代培养这一块,希望尽量避免无意义内卷学习,而是关注更有意义的能力培养。有什么是会显著影响决策,甚至让其中一个选项成为 deal breaker 的因素?
提问
现有材料不足以判断中美哪里更适合你们,但能给出一个决策框架:先看哪边能让大人做“能判断、能收口”的AI工作,再看哪边允许孩子少刷题、多动手和做判断;若某一边在这两点上同时明显更差,才够格当deal breaker。
先定能力标准,再比国家
Ethan在访谈里提出,AI能完成大部分工作,但最后判断对错、给反馈、把事情收口仍需人来做;没有专业深度的人难以close loop,会用AI的领域专家会更强,只会调工具的人容易停在表层1。他把需要的人分为领域专家和有跨职能解决问题能力的AI generalist,并提到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是后者的代表1。硅谷徐老师则说,写软件变容易后,distribution和决策变得更难,做产品的底层逻辑变了2。把这两点合起来看,你比较的软件工程师、用研、AI builder三类岗位,值得先问的不是“哪个国家岗位多”,而是“哪边能让我积累可判断、可负责的专业深度,而不只是执行”。这是AI的综合,不是任何一位嘉宾对中美比较的判断。
行业动向看“收口能力”和“分发能力”
按Ethan的判断,值得关注的是岗位是否要求你对结果负责、能否接触真实业务端到端交付,而不是只看title里有没有AI1。硅谷徐老师补充,FDE从一年前的稀罕概念变成越来越多公司谈论,他判断一年后可能像软件工程师一样普遍;他还举放射科医生为例,说明“某职业将被AI取代”的预测未必兑现,需求可能反而上升3,2。这两条都指向:跟踪你目标公司里FDE、AI generalist类岗位的实际职责和招聘变化,比跟踪宏观预测更有信息量。用研方向可留意岗位是否要求把用户洞察转成产品决策,而不只是出报告——这是基于上述“收口”逻辑的推演。
下一代:把“动手”和“判断”当培养目标
AI推演立正在对话中说,没有什么能取代动手,看再多游泳视频也必须下水;他建议尽量少用对话方式、多用agent方式让AI干活3。他还在另一场对话里说,过去教育训练的是大模型擅长的事,很多人喜欢确定性高、运用过往知识的工作,不喜欢主动面对不确定性4。硅谷徐老师在同一场里说,教育要回到事物本质,创造性和主动性永远需要4。立正另文提醒,若AI只让人更高效地做更多,只是把旧焦虑换了层皮,他更关心AI能否帮人少做不值得做的事5。据此,避免无意义内卷的可操作方向是:让孩子多做需要自己判断、自己收口、能看见真实反馈的事,而不是加码刷题和技巧训练。这是AI的应用建议,不是材料对具体教育路径的结论。
提供的材料没有讨论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、签证、房价、税负或具体岗位市场,因此无法判断哪一边更适合你们,也无法给出真正的deal breaker。上面只把嘉宾关于AI能力和教育的判断转成可检验的观察点。
回到5份原文
Ethan谈close loop、领域专家与AI generalist,是判断岗位质量的核心依据。
硅谷徐老师谈写软件变易后distribution和决策变难,以及放射科医生的反例。
立正强调动手和用agent方式使用AI,FDE普及趋势的讨论也在此。
立正与硅谷徐老师谈教育应回归创造性和主动性,直接对应下一代培养。
可回到原文核对这部分判断